做早期科技投资，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肖 冰：解决某个新兴产业“有没有”的问题，这对国家来讲是很重要的，而且在突破临界点之后，企业确实可能有一个颠覆式、爆炸性的增长；但另外一方面，就是企业能不能熬到突破的那一天。毕竟咱们创投机构是一个商业机构。

罗 飞：能不能熬到那天，其实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就像光伏科技，就像柔性显示，如果这个越来越成为现实的未来，那能不能熬到那天，就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能不能熬到那天，也不完全是靠企业。对于真正能代表产业未来的创新企业，现在有比十年前更多的资源，包括资本市场的效率提高，包括资金资源，在关注并支持着它们，我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以前可能我们是孤军在跟企业一起奋战，能够明显地看到，尤其是最近的五年，越来越多的包括国家队的资金都在支持这块。

回过头来讲，我们做早期科技投资的，最大的价值是什么？是和技术创新为伍，支持被投企业，或者是成为企业每一个阶段发展的一个接力棒，我们有可能是它的第一棒，也有可能是第二棒，也有可能是第三棒，但是我们不仅仅是我们，我们希望通过我们也能够影响到更多的机构，有更多的接力棒伸过来，这样实际上就是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把这个事情做成其实就是我们投早期的机构的最大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说，由一个成果变成一个技术，由一个技术变成一个产品，由一个产品成为一个产业，中间肯定要走过很长的路，但这恰恰是做早期科技投资的一个最大的社会价值，因为这是参与、促进一个新兴产业的诞生，这是一个创造增量的方式，跟盘活存量不一样。实际上，现在人的需求是在加速地变化，或者说是在加速地分层。

肖 冰：你说的“分层”是什么意思？

罗 飞：分层，也就是从时间的维度来看需求，有的人就考虑明天，有的人就考虑明年，有的人考虑的是五年或者是十年之后，而不同的人、不同的机构，在关注不同的时间点，那他的资金、资源配置实际上是跟这个时间的配置有关的。在我们国家2020年GDP已经突破100万亿的时候，在我们已经解决了社会的温饱问题的时候，现在是创新的问题。但创新的同时，就像你说的：我什么时候能有现金回来？如果我解决的是明天有现金回来，这是一种投资方式，希望被投企业明年有现金回来，这也是一种投资方式，但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愿意去选择接受在五年后、十年后被投企业有现金回来，但那时给你带来的可能是一个新世界，包括十年后的世界也会比五年后的整个世界大很多倍。

所以回头来想，我们这样的机构，我们的社会使命是什么？我们的社会使命就是五年后能够有几个新兴的产业、领军的龙头，是我们在企业很早期就支持，持续陪伴，背后很重要的动力是考虑在五年后，或者是相信它们五年后，这些未来之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肖 冰：都说北大的人有社会使命感，今天和你一席访谈，我也再一次感受到了。与长期投资相配套，就基金产品的运营管理来讲，松禾自己也要找到愿意把长钱交给我们管理的客户。

罗 飞：是，一个是找到长钱，另外一个就是找到好的产业方向、好的团队，最大的挑战是项目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肖 冰：对，这块你们有什么样的心得？因为毕竟是早期项目，你要看到它五年、十年之后能够给我们国家，或者给这个社会带来全新的改变。

罗 飞： 技术的产业化是有一个周期的，以我们投了比较多的纳米技术为例：纳米技术也是在二十多年前诞生的，就像基因技术一样，是一个热点，那个时候有很多的科学新发现，有很多的论文出来；十年前，我们开始投了从事纳米材料开发和产业化的企业——德方纳米，它是用纳米技术来做正极材料，提高它的能量密度，同时提高它的安全性，后面我们投了差不多十家围绕纳米技术的、不同的产业应用，柔宇就是其中的一家，光启也是其中的一家。

纳米技术、基因技术，都是在二十多年前有突破性的发现，有爆炸性的文章出来，但技术产业化是在十年后，然后到应用产业可能又是十年后。所以我们回头来看，怎么找到技术的脉络？它从哪儿来？会在什么地方有行业的应用？我们投技术，首先是要看技术的脉络，我们松禾的投资团队超过70%是理工科背景，其中有不少博士，另外我们也有很多科学家的顾问，包括国内外科学院的院士，他们帮助我们做这方面的研究。

就像投柔宇，我们知道柔宇的三位创始人都是斯坦福博士毕业，他们的导师就是在柔性材料方面的科学院院士，那是他们技术的根，他们的可以弯曲的、世界最薄的柔性显示的材料，就是用斯坦福实验室的设备做出来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技术的根在哪儿。而做产业化，其实就是去找应用，你前前后后试了第一条路、第二条路、第三条路，有可能都走不通，但是柔宇会比别人早知道哪三条路走不通，同时它有可能是第一个走出来的，告诉大家我走通的是哪条路，是这么一个过程。

图：柔宇科技可折叠屏手机

像我们的天使基金，主要投人工智能，因为天使基金只能投公司设立之后的前两年，我们前年设立的天使基金共投了十几个项目，80%都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也就是找到技术的根，当然要用更长的时间去等它们一步步来摸索产业化的道路。

肖 冰：松禾目前一共投了300多个项目，是包括天使项目在内吗？

罗 飞：对。我们单一项目投资的量是不大的。我们现在有天使基金，也有投中后期的成长基金，也有投人工智能、大数据、新材料、医疗健康的行业基金。

肖 冰：咱们在天使投资这块业绩如何？

罗 飞：从回报来讲，当然天使的回报是非常大的。我们在创业的第一个十年，投了一些初创项目，就对于早期的科技投资有一些认识了。第二个十年即从2007年开始做松禾资本的时候，那时候管理的基金产品更多的还是投有盈利的企业，不投天使项目，因为出资人不愿意，所以这个阶段的天使项目还是我们的自有资金来投。但是到了现在，我们有天使基金，有投成长期的大基金，也有新材料基金、医疗健康基金和人工智能等行业基金，我们管理的基金现在可以投两个阶段，既投早期（包括天使在内），也投成长期，贯通企业两个成长阶段的系统性投资，已经成为我们标准的打法。

肖 冰：咱们松禾在天使投资这块做得比较有特色，应该跟咱们创始人厉总和你个人的理念有关系吧？

罗 飞：是，每个机构其实都有每个机构的偏好。这个和厉总的理念有很大关系，他念研究生的时候，他的硕士论文研究的就是风险投资。

如何在项目早期发现有潜力的企业

肖 冰：如何在项目早期时发现有潜力的企业，提高投资的命中率呢？

罗 飞：第一看趋势，第二看团队素质，第三看团队聚集资源的能力。

未来10年内的投资趋势，我看好这三个领域：第一个是基于人工智能的产业互联网。云计算和云存储基础设施的发展配合产业互联网，会进一步改变社会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第二个是生命科学，我觉得生物的世纪真正是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才开始。就像基因技术一样，生命科学也会经历科学发现、成果转换、及时产业化的阶段。新冠肺炎疫情对生命科学来说是一个重要时机，会推动生命科学领域有很多重大突破；第三个是材料领域，先进制造业的基础在于材料，能否找到新材料并通过材料实现新的性能，会决定着制造业的发展。

团队可能是初创企业最核心也是最难把握的一点。一流的团队也许能够把一个二流的公司做成一流的公司，但如果是一流的技术配二流的团队，则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一流企业。

肖 冰：那么怎么样才是好的团队？

罗 飞：三个方面。第一是领头人，即领头人有多大的愿景。第二是领导力，即他能够让多少人追随他实现这个愿景。第三是执行力，尤其是纠错能力。因为在公司早期一定要不断试错的。做出正确方向决策后，迅速执行的确重要，但我觉得能及时纠错是一种更加宝贵的执行力。

松禾资本投资的创业者大部分是科技创业者，这一群创业者在成功之前需要经历多次蜕变，但最后能否迅速实现角色的转变，至关重要。科学家大多数都是棱角分明的，会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作为企业带头人，需要考虑商业利益，所以如何审时度势、必要时做出妥协，如何寻找共赢和共识，这都需要科学家做出很大的转变。另外一个重要能力是如何实现内部和外部的共赢，技术创新的外部约束因素非常多，要想成功仅仅有好的技术是不够的。

肖 冰：现在的投资，由于低利率时代流动性很充裕，导致企业估值越来越贵，而且估值的方法也在变化。因为目前这个时代，很多企业由原来的线性增长进入到所谓的指数性增长。那作为一个投资人，如何去评估项目，或者怎样给企业估值？

罗 飞：两个方面。第一，估值一定有它的相对合理性，中国的上市公司的估值一定是跟国力、跟GDP、跟产业效率直接相关的，所以我们不能用五年前来看现在的估值，同样不能用五年后来看现在的估值。第二就是，这两年股权投资市场又进入了一个估值泡沫的阶段，因为流动性太强，所以我们对估值有两种给法：一个是跟投，企业的那个估值不是我们给的，跟投就是你愿不愿意接受；另一个是领投，我觉得要敢于在早期的时候给被投企业一个估值，其实谁也不知道这个估值是否合理。

肖 冰：对，放长周期来看，这个估值高一点、低一点都不是事情，不是问题了。

罗 飞：从我们来看，投早期项目的时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谁也不给估值的时候，那时候你敢不敢去给一个估值，或者你敢不敢去投。如果等到别人把价格定下来了的时候，你实际上就处在一个相对被动的位置。

肖 冰：谁也给不出估值的时候，松禾是怎么做的？

罗 飞：这个又很简单了，不管估值高低，只要是第一轮，并且不是最后一轮，你就没事了；其实，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估值的前提，还是刚才讲到的要找到领先的技术和好的团队，你得心里踏实。

“松禾双子星”彼此成就，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肖 冰：你和厉总从1993年在宝安集团的安信财务共事，到共同创立松禾，到现在有27年了。

罗 飞：我们1991年就认识了。

肖 冰：1991年在深圳认识的？

罗 飞：对，1991年他从北京来深圳。

肖 冰：如果说达晨有“三剑客”，在我看来，你和厉总可谓“松禾双子星”。请问你们俩能长期共事、彼此成就的关键是什么？

罗 飞：厉伟是我北大的师兄，也是我的引路人。我们能长期共事，我觉得第一，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这个共同价值观就是：我们能否对周围有所贡献。我们无论做基金管理，还是自己做投资，实际上投资的增值就是贡献，同时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这个贡献的，比如通过支持创新，或者是坚持创新。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

第二，厉总是理科背景，他在趋势性的判断上非常有天分，他本科是北大化学系的，毕业之后留校在北大科技处工作，实际上做的就是科技成果转化。在他工作那段时间就有了北大最早的校办企业——方正集团，所以他有非常超前的科技投资意识。我是文科经济学背景，比较愿意学习和总结，所以我们的管理风格也是互补的。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两个人的价值观一致，同时各自又保留自己的风格，并尊重和欣赏对方的风格。

肖 冰：现在算中场，你的前半场做得很成功，下半场的规划是什么？

罗 飞：投资其实是可以长期做的，我觉得自己未来应该还是在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在后面的十年这么一个加速创新、加速更替的新阶段，我们怎么能用到以前积累的一些经验，能够支持到一批创新的企业，能够更持久地帮到一些相对年轻的创业团队？第二，股权投资，在不同的国家是有不同的特点的，除了我们管理的基金、投资过的企业之外，我们的投资还能够给大家留下些什么呢？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去做一些总结，这方面我觉得也是到了一个阶段，将来可能会和学者、企业家做一下中国股权投资方面的学术研究。

风险投资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美国的风险投资推动了21世纪新兴产业的发展。风险投资的产业高度一定跟技术创新的高度有关，一定跟资本市场的高度有关，在这两个高度后面才有了中国创业投资产业。中国创业投资在中国GDP过百万亿之后，能给产业创造什么？又如何实现？希望十年之后我能以中国创业投资的一个老兵视角做系统的研究。

肖 冰：最后一个问题：在提前准备了大半年之后，2019年春节期间你参加了“七七七挑战赛”（七天七大洲七个马拉松的挑战），这么高强度的“自虐”，除了公益募捐之外，请问支持你这么做的动力是什么？你从中还收获了什么？

罗 飞：我是马拉松运动爱好者。2015年至2017年，用十五个月完成了全球六大马拉松，包括纽约、伦敦、柏林、芝加哥、东京、波士顿，是前三百位完成六大马拉松的中国选手。“七七七”是更具挑战的国际赛事，要求在七天内每天完成一个全马，跨越七个大洲。要经历严寒酷暑的折磨、时差昼夜的挑战，还有高强度的疲劳与伤痛。我在2018年3月第二次跑完东京马拉松时受一位2016年完成该挑战的朋友的激励，准备参加，但用了三个月时间下决心正式报名。经过半年的训练，2019年中国新年期间，与五十一位全球选手一起从南极大陆起跑，跑过开普敦、珀斯、迪拜、马德里、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最后在迈阿密顺利完赛。当时全球累计只有二百人完成该挑战，华人只有十几人。

图：罗飞在2019年“七七七”首站 ——南极跑马。

为什么去跑“七七七”？最初的动力是为松禾成长关爱基金的“飞越彩虹公益项目”募捐，之前跑六大马拉松时，我都穿着“飞越彩虹”的运动服，为多民族文化传承代言。这次的“七七七”影响了更多的朋友关注飞越彩虹，也募捐了二十万。“七七七”的挑战，也像基金投资——时间长，风险大，出发前要有充足准备，思考策略，出发后要会调整和应对。

我最深的体会是：1．找到队友。虽然我之前已完成六大赛事，我知道对于我的年龄和体能，不适合单人出赛。我幸运地找到一位2010年登顶珠峰的曹峻校友和全马跑进三小时的蒲爱民校友，组成中国代表队。2．充分准备。我们训练了半年，有详细的训练计划。其间一起完成了几个全马，我十月底单独完成了七天七个半马，我们还一起去吉林松花湖冰雪上跑步，适应严寒。赛前我们还商量了各站的配速。3．相信队友，相信光明。南极站零下20多度，南非开普敦气温近40度。我怕冷，第一站差点冻晕；曹峻怕热，在开普敦中暑了。第一天他鼓励我，第二天我鼓励他。我们俩从第一站起，每站同时出发同时到达，连续七天，创造了兄弟齐心协力的世界纪录。最后一站我们的家人朋友近二十多人从世界各地汇聚终点，陪我们跑完最后一站，让我们看到坚持的力量！

如前文所说，松禾以天使投资和硬科技投资见长，无疑这两个领域的不确定性较高，但在访谈全程，罗飞温和的笑容、不疾不徐的表述，一是让人感受到他心底的自信与力量，而这份底气又不是盲目的，是来自松禾对技术的脉络、对技术的“根”的把握；二是也让人感受到：这家由厉伟和罗飞这两位北大人创立的创投公司在商业利益考量之外的担当——志存高远，家国情怀。